渡冬

郑重声明:文章系原创首发,文责自负

本文参与馨主题写作第七期

前言:寒冬来临,万物沉心。渡冬,也是渡己。

娘家。我和爱姐边赏花边聊天,我问了一句:“滕姐怎么样了?”

爱姐的回答顿时让我惊呆了:

“她跳楼了——”

认识滕姐,得从爱姐说起。

二0一八年的“双十一”,妈妈突发脑动脉瘤破裂,经紧急抢救后进入重症监护室。为了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爸爸,我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招聘护工的过程。爱姐就在这时进入了我们的家庭。

至今,我还记得弟弟打电话告知爱姐的情况:五十八岁,爱说话。她特别渴望得到这份工作,当弟弟告诉她,我们的妈妈也生重病了,所以只能给她并不高的工资,她二话不多,一口答应。不仅如此,她还补充道:家里的房子拆迁了,自己无家可归,所以能够保证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护理。

在得知她的情况时,我和在北京工作的妹妹一致认为不理想,年龄太大,又是个女的。但她对工作的渴望,又深深吸引了我们。最主要的,此时的我们,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

之前我们给爸爸找了多个护工,只有两个有意向并上门考察的。第一个看上去很忠厚,他拉着爸爸的手:“大叔,我来照顾你好不好?”我们对他挺满意。没想到,当晚他打电话来,说孩子不同意。估计他回家后仔细考虑了一番:老人身材高大不易护理,工资又没有吸引力,所以决定婉拒。

第二个护工,是个下岗职工,四十多岁,喜欢写毛笔字,对于这项爱好,他当然没有说,是我们从朋友圈里看到的。事实证明,有文化并不见得能当个称职的护工。他眼里没活,拨一拨动一动,关键是,他并不会照顾病人。没有妈妈在身边,爸爸很没有安全感,晚上隔十几分钟就呼唤一次,往往是我们才躺下,又接到爸爸的召唤。于是我先生买了呼叫器,安在爸爸的床头,告诉他确实需要再叫我们。没想到,这下子爸爸呼唤得更勤了,呼叫器刺耳的声音在黑夜里此起彼伏。护工来后,没过两天,爸爸生气地向我们反映:呼叫器不响了。我们查看了一下,才发现,呼叫器虚插在电源上。由此看来,这个护工照顾病人并不专业。即使这样,我们还是想用他,但只过了一周,他说家里有事,辞职不干了。

在万般无奈下,我们遇到了急切想得到这份工作的爱姐,尽管对她的条件并不满意,但也实在别无选择。

于是,爱姐来了。

当晚,我打开手机里的“小鱼在家”视频。爸爸坐在轮椅上,腿上搭着毛巾被,聚精会神地望着电视屏幕,脸上竟然有着久违了的笑容。

爱姐坐在爸爸旁边的小凳子上,也是笑眯眯的,指着电视和爸爸说着什么。她有一头黑黑的短发,脖子上系着彩色的丝巾,看上去很利落。

我这才放心下来。

第二天晚上,我见到了爱姐。她果然很健谈,她边说,我边进行着提炼:不识字;在饭店干过;开过升降机;干过多年护理,期间还接受过电视台的采访……老伴在外市的工地上干活,儿子打零工,儿媳在社区当清洁工……

爱姐给我的第一印象很不错。可没过几天,我就对她产生了一丝怀疑。在与妹妹通电话的时候,妹妹告诉我:爱姐先前和她视频时也说有老伴,但后来又说老伴在四十多岁时去世了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很震惊,爱姐这不是撒谎吗?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,哪句话是真的?

再一次见到爱姐,她微微含了不好意思:“大妹妹,我骗了你们姐弟。”随着爱姐的叙述,她的遭遇展现在我的面前:

前半生,她的日子过得很不错。年轻时的她,白皮肤,大眼睛,油黑的长辫子直到大腿。丈夫身高一米八多,高中文化,后来还当上了村主任。然而,四十岁的门槛刚迈过,灾难降临,丈夫突遇车祸,缠绵病榻几年后去世了。爱姐在一夜之间白了头,为了尚年幼的儿子,她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后,终于挣扎着站立起来。

为了生存下去,爱姐干过好多种活儿:拾破烂,在饭店刷碗配菜,刷墙工,后来又在建筑工地的升降机上工作过,干这种活时很容易掉下来,但挣钱多……自从当上护工后,她的生活才算稳定下来。

就这样,她独自把儿子拉扯大,后来又翻建房屋、为儿子娶妻,凭一己之力撑起了一个家。前几年村里的房屋拆迁,她家分到了两套房子和二十多万元。

本该过上舒心日子的爱姐,却并没有轻松起来,儿子的工作不稳定,儿媳打扫卫生收入微薄,养家糊口的重担仍由爱姐来扛。

“大妹妹,我心里的苦,实在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每次去别人家干护工,我从来不说自己没有老伴。”爱姐红着眼圈说。

我一下子理解了爱姐。

妈妈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后,在康复期间,我们请爱姐去照顾妈妈。寻找照顾爸爸的护工,又一次迫在眉睫。

最后,爱姐介绍的一个远房表哥老董来到了我们家。不久,爱姐的好心之举却令她和我们再次产生了罅隙。

“董哥照顾病人比女人还细心。”爱姐这么介绍。

在我们的满怀期望中,老董来了。看到他的第一眼,我和弟弟面面相觑——他身高不到一米六,又瘦又小。尽管心里凉了半截,但我们还是留用了他。

“小董挺细心的。”几天后,爸爸口齿不太清晰地说。

这么说,爱姐之前的赞扬没有夸大。

我们高兴了不到两周,事情却又起了波澜——老董提出加工资,否则他就不干了。我们没同意,妈妈每天上千元的治疗费,两个护工的工资,成箱买的尿不湿等日常消耗品,已经如山一样压在我们身上。老董得不到满意的答复,当下收拾行李二话不说就走了。走之前,把放在鞋柜上的几个一块钱硬币摸来握在手里,说坐公交车用。

后来我和弟弟先后又找了三个护工,撑到了过年,爸爸又没有护工照顾了。此时爸爸的褥疮犯了,于是我们便把爸爸送往医院,又协调医生安排爸妈住在了一个病房。在分离即将三个月的时候,爸爸终于见到了相守一生的妈妈。这边病床上的爸爸喜极而泣,那边的妈妈面部懵懂,却伸出手去拉爸爸的手。这一刻,爱姐也和我们一样流下了泪水。

爸爸身边一刻也缺不了人,无奈之下,我和从北京回来探亲的妹妹商量后,主动向爱姐提出:“再让董大哥来吧。按日结算,你把工资价格告诉他,愿意的话就来。”

爱姐高兴地答应了,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:“大哥,又来活了,还是易大叔家,每天一结……”

老董很快来了。尽管走时弄得不愉快,但再见面彼此还是挺客气。老董投入到工作中,他个子太小了,抱爸爸时,得搬来一个凳子站在上面。看着他费力的背影,我心里满是同情。

然而不到第三天,我们又觉得他有些可恶了。

那一天,他冷不丁向我们发问:“这都好几天了,每天到底给我多少工资?”

“不是一百五吗?那天爱姐不是打电话和你说了吗?”我和妹妹感到奇怪。

“给你多少?”董大哥转向爱姐。

“一百七。”爱姐讪讪地说。

“凭什么给你的多?”

爱姐张了张嘴,却又什么也没说。

“爱姐是月结,你是日结,当初不是说好了吗?”我气愤地说。

“你们不要再演双簧了。”性急的妹妹脱口而出。

爱姐的脸腾地红了。

老董再一次与我们不欢而散。爱姐也提出来,过年她要回家看望父母,然后也走了。

由于弟弟回了县城的家,春节的头几天,由我和妹妹在医院照顾父母,晚上则两人轮流在病房里值班。轮到我的那天晚上,我在爸妈的病床间来回穿梭,一直到了后半夜,才一头倒在折叠椅上。第二天,当妹妹带了饭菜来到医院时,我想起身却起不来,妹妹一摸我的额头:“姐,你发烧了。”

“妹妹,过年好。”爱姐来电话了,我和妹妹像在悬崖边的人抱到一棵大树,顿时踏实了。

春节的最后一天,万般无奈之际,在征得爸爸同意后,我们只好把爸爸送去了养老院。

爱姐赶了过来。从此,她便一直留在妈妈身边。在长达十个月的康复治疗期间,她一直陪着妈妈在医院冲锋陷阵。

曾经因不熟悉而产生的误解,在爱姐回来的第一天便消弭于无形。我们和爱姐齐心协力,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妈妈身上。

在与爱姐接触的日日夜夜里,我这个从学校到单位的社会“小白”,跟着她见识了大千世界的五光十色。每天我都要去给妈妈送饭,每次去都有故事听和看。

一天,我们把妈妈从神经外科转到康复科,在进病房时,遇到了一个泼妇。

我们推着躺在移动病床上的妈妈,刚进病房,一个正在打吊瓶的浓装艳抹的中年女人板着脸说:“我还没打完针,你们先出去!”

我们一看此人不善,赶紧退出,把床停在过道靠墙处,再请医生过去交涉。过了一会儿,就听走廊里传来那个女人的嚷嚷声,从她快如机关枪的话语里,我很快明白她的意思了:责怪医生把一个卧床的病人安排在她的病房。她可不是一般的人,医院院长是她什么亲戚的同学呢!

走廊很快聚集了病人家属,大家都在看着女人的表演。我和爱姐护着妈妈,离聒噪的女人远远的。

在医生的协调下,我们搬到了斜对面的一个病房。一位正在打针的大哥朝我们温和地一笑。

第二天,我又去医院时,爱姐告诉我,那个女人在经过妈妈的病房时,站在门口用了极恶毒的话骂了一阵。在她骂的时候,爱姐用手捂着妈妈的耳朵。所幸,那个女人已经办了出院手续滚蛋了。

所有坏的,都成为好的开始。这个美好的愿望,竟然变成了现实。同病房的那位郝大哥,给了我们很多帮助。在送妈妈去做康复时,最困难的一个步骤是把妈妈从病床移到治疗床,每次郝大哥都主动过来帮忙。他还传授给我一些护理方法,我很奇怪他怎么懂这些,他说老父亲生病时自己服侍了半年。

听到这儿,我在心里便希望他能来照顾爸爸。进一步打听,原来他有工作,在村办工厂干着木工。木工?我又燃起了希望。

爱姐与我不谋而和,她说:“你懂护理,又有耐心,干护工多好,保准比你干木工拿得多。”

郝大哥只是笑笑,并未说话。他出院时,爱姐留了他的电话号码。

我们都没有想到,后来爱姐为一个朋友做的好事,给了郝大哥重重一击。

走进病房,我愣了一下。坐在妈妈病床前的,是一个化着淡妆的陌生女人,正低着头看手机。

“你好……”

“你是大妹妹吧?”她连忙站了起来,“我姓滕,是爱姐的姊妹。大姨的轮椅丢了,爱姐去找了。”

“滕姐,麻烦你看着我妈妈,我去找爱姐。”我一听,放下手中的饭盒和煎饼就往外走。走了几步路,又想起还没看看妈妈的情况,随即折回病房。

滕姐正一手拿着我带去的煎饼,一手伸着筷子专注地在饭盒里扒拉,我出其不意进去,她有些许的不好意思。我假装没看见,朝她笑笑:“我看一下妈妈。”

“可找到了!”门口传来爱姐的大嗓门。

“爱姐,什么情况?”我迎上去。

“大妹妹来啦!”爱姐满脸是汗,却喜笑颜开,手紧紧把着轮椅。

在她“噼里啪啦”的叙述里,我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:

护士说轮椅放在病房内碍事,她便推到门外,一转身的功夫,竟然发现轮椅不见了。莫不是有人借用一下?她立刻跑到同楼层的各个病房挨着问了一遍,大家都说没见着。她慌了,跑到监控室,整整查了一个多小时,终于发现了轮椅的下落——被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推走了。这人所在的病房,和我们的仅隔了两个房间。

爱姐拔腿就走,推开肇事者的病房,眼睛飞快一扫,迅速锁定那个三十来岁的男人:“我们家的轮椅是不是被你推走了?”

“谁拿你家的轮椅了?”男人一口否认。

爱姐探照灯似的眼睛在病房里扫视着,最后,她一下子拉开门,从门背后拖出轮椅:“这就是我家的!”

“你凭什么说这是你家的,上面写着名字?”男人矢口抵赖。

“我家轮椅的腿上缠着红布条。”爱姐胸有成竹迎战,“你看看,是不是?”

男人红着脸低下了头……

“大妹妹,你说,如果轮椅丢了,我可怎么向你们交代!”爱姐自豪地说,“幸亏我早有防备,在轮椅上做了记号。”

“爱姐,辛苦你了!”

“哎呀,你们看看,大姨戴着我的丝巾!”爱姐忽然惊喜地叫起来。

不知什么时候,妈妈竟然把爱姐放在床边的丝巾拿了过去,然后系在了脖子上。

奇迹发生了!大脑还处于混沌状态的妈妈,竟然完成了拿和戴这一系列“复杂”的动作。我和爱姐惊叹着,继而表扬起妈妈。

就在我们热火朝天地说笑时,滕姐也在听和笑,但明显心不在焉。过了一会儿,她起身告辞了。

她走后,爱姐叹了口气:“她也是个苦命的人啊!”

说起来,滕姐的人生之路比爱姐的还曲折。丈夫不到四十岁就去世了,留下一儿一女,儿子却又在刚满二十岁时遭遇车祸走了。她只好去饭馆刷碗为生,爱姐正好也在那里干活,就这样两人认识了。

滕姐家在山里,认识爱姐后,就投奔而来。爱姐帮她在村里买了房子,为了能让她的女儿在当地上学,爱姐又自备礼品去求了村书记。后来,爱姐带着她一起干过建筑,一起干过护工,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滕姐干活不像爱姐那么能吃苦,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女儿成家后,她忽然不干护工了。一次,有客户让爱姐帮忙找个护工,爱姐就去找滕姐,正碰到她女儿。那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说:“姨,你以后别找我妈干护工了,我妈该享福了。”看来姑娘挺孝顺的,爱姐为姊妹高兴。后来,随着爱姐工作的忙碌,两人的联系就少了。

滕姐这次来,主要目的是让爱姐帮她寻摸一个老伴。“女儿成家了,自己孤身一人,再成个家也好有个依靠。”她这么说。

到十月份,妈妈从医院回家了。此时的妈妈,已经能够扶着栏杆走十几步,从人事不知,到恢复成如今的样子,爱姐功不可没。

之后的一年,是妈妈生病以来我们最舒心的日子,爱姐经常和我们一起带着妈妈看望爸爸,欢声笑语响在沉寂的养老院里。

我偶尔问起滕姐的情况,爱姐告诉我,她给滕姐牵线成功,对方就是那位郝大哥。当初,爱姐和他交流时,知道了他的老伴已离开多年,于是这次就征求了他的意见。两人一见,感觉都还不错,于是就准备结婚。房子是滕姐提供的,郝大哥利用自己的木匠手艺,更换了所有的家具,另外还买了电视、冰箱等家电。

爱姐说着姐妹的故事,眼里露出羡慕的神色。

不久,爱姐征求我意见:家人给她介绍了一位老人,她见还是不见呢?

“媒人怎么介绍男方?”我问爱姐。

“说他是个退休职工,工资不低,七十来岁。”

“具体多大岁数呢?七十九也叫七十来岁。”我笑道。

我的心情是复杂的。爱姐找了老伴,势必影响对妈妈的看护;可是,爱姐的后半生,如果有个人可以相持相扶,也是我的期望。“去见见吧。”我鼓励道。

第二天,我带着好奇问爱姐,那位怎么样?爱姐嘻嘻哈哈地描述了一下当时的情景——

她简单收拾了一下,推着妈妈来到楼下。事前,她就对媒人交代过,不能上雇主家见面。一眼看见和媒人站在一起的男方,她的心凉了一下,对方看上去挺老的。

“你怎么照顾个瘫子?”打招呼后,对方的第一句话,给了爱姐当头一盆凉水。

“大姨能像你一样会走会跳,还用得着我来照顾?”爱姐没客气,怼了他一句,然后一转身,推着妈妈就走,将对方晾在了原地。

说完相亲经历,爱姐又告诉我,事后,男方给她打电话,说她人爽快,他挺中意,让她辞了工作,他来养她。但爱姐拒绝了:“我还是自己养活自己吧!”

不久,滕姐那边出状况了。郝大哥打电话给爱姐,说他被老滕骗了。老滕向他索要彩礼二十万元,他拿不出来,老滕就要跟他散伙,他买的家电和费心制作的家具一律不退。

放下手机,爱姐气得眼泪都要出来了,连连说:“都怪我,害了郝大哥。”

爱姐告假一天,回去找滕姐问个清楚,却扑了个空——滕姐躲着她不见。有知底细的人告诉她,老滕之前找了邻村一个老头,把人家的房子弄到手以后,就一脚踢了老头。想必这次又故技重施。

转眼到了二0二0年春节。我们把爸爸接回来过年,再想送回养老院,可爱的军人爸爸犟劲上来了:“你们谁爱去谁去,反正我不去!”

于是,我们又开始重复过去找护工的故事。在接连走了两个护工后,养老院的护工介绍亲戚老张过来。这位张大哥个子很矮,但人本分,就让他一直干下去了。

张大哥眼里也没活,除了每天推着爸爸到生活区外面溜一圈,其他时候就蜷在沙发上发呆。做饭、打扫卫生,都落在了爱姐身上。

爱姐在这时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组织才能,她没有和张大哥客气,该指挥就指挥,该批评就批评。对以前的那几个护工,爱姐也是如此,进门先“丑话说在前面”,对他们约法三章:

一是雇主家的钱一分也不能拿。我们每周都会在家里放上几百块钱作为菜钱,爱姐把钱放在一个塑料袋里,买菜后随手把单据放在袋子里。我去时,她总让我过目,我却从来不看,十分相信她。新护工来后,爱姐就拿着装钱的塑料袋给他看,并申明规矩,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。

二是不能干打情骂俏有损脸面的事。爱姐大大方方地和男护工申明态度:男女有别,在雇主家里不能开男女之间的玩笑,不能干出你拧我一把、我拍你一下的不检点之事。

三是工作要有分工。她承担了做饭的任务,那么扫地等活儿对方就要多干些。

两个护工先后走了,多半是嫌工资少,却没有一个对爱姐有意见的。刚来的张大哥虽然懒,但老实,面对爱姐的“领导”,他往往“嘿嘿”笑着接受。

就在生活逐渐走上正轨时,妈妈却犯病了。九月,秋高气爽,爱姐带着妈妈在外面晒太阳,正说笑间,妈妈脸色突变,浑身颤抖,爱姐立刻按住妈妈的人中进行急救……

在急救室,当医生听了爱姐讲的救护措施后,对她竖起了大拇指。可自从这次突发癫痫后,妈妈的身体机能慢慢退化,渐渐地又不能走了。由于不能自主进食,医生给妈妈安了鼻饲管。

后来妈妈又接连住了几次院。由于妈妈身体不能配合,爱姐在抱妈妈下床时便很吃力,好在同病房的病人家属都过来帮忙,就这样,总算把这段难捱的时光“渡”了过去。

二0二一年五月份,爸爸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娘家,成了只有娘的家……

经过漫长的冬天,二0二二年的春天到了。

我走进娘家,以前照顾夏姨的护工芳姐也在。爱姐说妈妈在睡觉。可能是心灵感应,我前脚刚一踏进卧室,妈妈就睁开了眼。

两位姐姐闻声也进了屋。

我指着芳姐对妈妈说:“您还认识她吗?”

很久已不会说话的妈妈竟然微微点了下头,然后脸上浮起了笑容。

爱姐说,现在妈妈的手开始有力气了,有时还去拽鼻饲管。

这真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!

芳姐是爱姐在医院给妈妈做康复期间认识的。芳姐的老伴才五十多岁,也得了脑血栓。那时芳姐还在一个单位干临时工,需要倒班,有时上完一个夜班,来不及休息就得往医院跑。她家里还有三十多岁的儿子未婚配。和爱姐一说起家里的情况,快人快语的她就眼泪汪汪。

爱姐给她出了个主意:“这样长期下去,你的身体就垮了,不如去干个护理。你会照顾老伴,就能当护工。”一句话说的芳姐茅塞顿开。在爱姐的介绍下,她在老伴出院后就来到夏姨家里。夏姨也住在娘家这个生活区。

之后,芳姐就经常带着夏姨来找我妈妈“玩”。夏姨以前是教师,有一次在带学生们去爬山时把腿摔断了,后来腿好了,但不能打弯。她年老后脑子变得痴呆,经常忘事,看见我,前一分钟说:“你是她女儿?”我点头称是,后一分钟她又问:“你是她女儿?”芳姐刚去时,她警惕性很高,别人问她:“那人是谁啊?”她不高兴地回答:“来我家吃饭的。”

后来,芳姐由于老伴身体又犯病,只好辞去了这份工作,夏姨又换了好几个护工,按她儿媳的话就是:“换了三个?四个?反正好几个了!”频繁地换,导致夏姨的生活作息都乱了。

芳姐离开后一直惦记着夏姨,隔些日子就来看望一次,然后再来看看妈妈和爱姐。她说夏姨最近动了个手术,人也瘦了不少。

我听了芳姐的话,为妈妈病后交的这位“朋友”而难过。人无论多大的岁数,都是需要朋友的,尤其是相似境遇的朋友。那种相互取暖相互慰藉的感觉,可能我们儿女也给予不了。

夏姨很有才,会唱很多歌,来找我妈妈玩时,两位老人就边打拍子边唱歌。妈妈的意识退步后,夏姨又来找我妈妈玩了几次,不过变成她一人唱歌打拍子了。

现在呢,夏姨还能唱歌吗?……

在春天里,爱姐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打倒了。

她的一只耳朵老是嗡嗡作响,于是去做核磁共振成像检查。

“大妹妹,医生让我动手术……”爱姐在电话里的声音一如既往。我接收到的,却是一声炸雷。

在等爱姐回来的时间里,我拿着扫帚漫无目的地扫来扫去。瞎忙了一会儿,又猛醒似的,开始给弟弟妹妹打电话。姐弟三人互相安慰、互相打气,分明又都能感受到电话线那头深深的无力感。

爱姐回来了,接着弟弟也来了。

爱姐从医院出来后,先回了一趟儿子家,但儿子明确地表示他不管,儿媳说动手术时她去签字。

爱姐平静地说着,然后笑着说:“你们都不要觉得是个事儿,我已经比当家的多活了二十年,我很高兴……”话未说完,已红了眼眶。看着我们难受的表情,她反过来安慰我们:“等我好了,还来伺候大姨。”

我和弟弟告诉爱姐,手术后,如果她愿意,可以来我们家休养。

此时,妹妹打来电话,说她联系了一位当医生的同学,让爱姐明天拿着检查片子去医院,请那位同学再看一下。

这边,爱姐一五一十告诉我:妈妈吃的药,怎么碾碎,什么时候喂;早中晚饭吃什么,一次喂多少针管,中间如何加餐……我仔细地记录在纸上。

爱姐还特别强调:一定要经常给妈妈按摩和伸展四肢,防止身体肌肉萎缩和筋膜粘连;要经常拍打背部,防止体内生痰;要及时换尿不湿,防止身体生褥疮……

第二天,我们姐弟三人和爱姐通过视频开了个家庭会议。

妹妹说,她又咨询了那位同学,爱姐脑部的瘤子为良性,但靠近脑干,手术危险性大,最好请外地专家来手术。

爱姐说,一切听我们安排。另外,她还有七万元钱,就托给我们保管了。

第三天一大早我又赶往娘家,爱姐要去做加强核磁检查。在路上接到她的电话:她儿子开车送她去医院了。接着她又再三嘱咐我:“一定要让大姨坐一会儿,别老躺着。”

我替爱姐高兴,她儿子看来是刀子嘴豆腐心,对娘还是有感情的。

一上午,我给妈妈换了N次尿不湿,喂了一次牛奶和蛋白粉,又做了个菜汤,搅拌后通过鼻饲给妈妈喂上……仿佛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下午一点多。

想着爱姐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伺候我妈妈,像对待自己的亲妈一样,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爱姐说:

“我们家也是你的家,大风大浪,我们共同面对。”

妹妹的医生同学帮助联系了外地专家,爱姐手术成功。

爱姐术后需要照顾,因儿媳身体也不适,只好给久已不见的滕姐打了个电话,提出按市场价给她工资。滕姐去了,但只待了一天,就说家里有事,拿着工资走了。后来爱姐才知道,她确实有事。

且说我们家这边。我通过家政找了一个姓冷的护工,她虽已六十岁,但身体健硕。刚来时,我对她印象还可以,因为一交待注意事项,她马上点头称自己很懂很会。但没过几天,我就发现不对劲。

先是她提出来,爱姐如果在我们家养病,她就不干了。再就是邻居告诉我,她在外面总是呵斥妈妈,还把妈妈置于一旁,自己去跳广场舞。此外,妈妈的双臂经常浮肿……这些迹象,都使我越来越担忧。但没把她往坏里想,再说也没打算长期用她,只好暂且忍耐。

第二个月的时候,老冷提出休假四天。在她走后,我立刻联系了爱姐,请她过来帮忙几天。爱姐仔细检查了我妈妈的身体,然后指给我看,妈妈身上有多处细微血痕,有的已结痂,有的明显是指甲插入的印子。

在这之前,我在心里是打了问号的,但第一感觉是老冷动作比较粗鲁,她在抱妈妈上下床时不小心磕碰到了轮椅或床沿,加上只是表皮破损,所以只是和妹妹在视频里说了一下,没往心里去。

经爱姐提醒,我再仔细地一看……(以后的每个日子,我一想起来,眼里都泛起水雾)。

气得浑身颤抖之际,却听有人敲门,是对门邻居阿姨,她一手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菜,笑眯眯地说:“我刚炒的,送给大姐尝尝。”

我一看,一碗是炒芸豆,上面卧了几块厚厚的红烧肉,另一碗是海蛎子,鲜香味扑鼻。

一刹那,心仿佛被柳条温柔地拂过。对门邻居和爱姐相处友善,炒了菜后经常送过来。

我和爱姐一起带妈妈出去玩。刚下楼,碰到一位清洁工,“你可回来了!”她亲热地拉着爱姐的手,“生活区里那些老太太都说你比那个护工好。”

我们推着轮椅,刚走到路边,在长排椅上坐着的几位老太太,隔了老远就朝我们连呼带喊地招手。更有一位行动不很便利的老太太,推着小车摇摆地走过来,高兴地拉着爱姐的手:“大侄女,总算见着你了!”

我和爱姐带着妈妈来到路旁的几棵树下。爱姐以前在这儿种的黄瓜和辣椒,小小的枝节都挂了果,黄瓜长得和我的胳膊一般粗细,很是圆润可喜。

我们正端详着,妈妈伸出她的手,抚摸了一下爱姐的脸。术后头发全白的爱姐,眼圈一下子红了……

因为爱姐身体还很虚,在赶走那个护工以后,我们另外联系了一位叫金花的姐姐。她并不是护工,是妈妈住院时认识的。她从外地赶来,陪生病的姐姐在医院里整整待了三个月,也和爱姐处成了朋友。

金花姐来了以后,我们请爱姐留在家里。因为金花姐不会干护理,给妈妈擦屎擦尿的活儿还是由爱姐来干,晚上也是爱姐睡在妈妈的房间。

一个月后,我们按约定把工资都给了金花姐。金花姐在临走时拿出两千元钱给爱姐,爱姐却说什么也不要。

又一个冬天来临了。在年底的时候,爱姐快一百岁的老父亲去世了。

今年春节刚过,爱姐又遇到了新的难题。她的姐夫弟媳等人提出,九十七岁但生活能自理的老母亲,由八个儿女轮流伺候,每人三天。

爱姐又一次犯了难。最后我们和爱姐商量了两项计划:一是她出钱,请姊妹代为照顾。二是把老母亲接到我们娘家,住多长时间都可以。

所有的难题都一一化解。此刻,我和爱姐正观赏阳台上那些五颜六色的花,悠闲地说着话。

“上午我去医院复查,碰到了郝大哥,他陪着老伴去打针。这个新找的老伴看上去是个过日子的。”爱姐说。

“她找了郝大哥也是有福。”我感慨地说,又问,“滕姐怎么样了?”

“她跳楼了——”爱姐的话让我大吃一惊。

“把腿摔骨折了。”爱姐随后又说。

原来,滕姐又找了一个老头。这个老头似乎很有钱,给她买这买那。她自认为找到了取款机,就和老头结了婚。开心的日子没过多久,老头就逼着她推销一种保健品。亲戚朋友买了一堆不敢吃也卖不出去的东西后,都把怒火朝她撒,有打电话骂娘的,有上门要求退钱的,弄得她灰头土脸。

最让她痛苦的是,他还酗酒打人,经常把她揍得鼻青脸肿。在老头面前,她处处陪着小心,有一天,她终于忍无可忍……

“她从几层楼上跳下来?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一楼,她住的是平房。她给我打电话,说等好了来看我。”爱姐笑着说,“我说她是好皮贴膏药,像大姨和我这样的,还顽强地活着呢!”

爱姐边说边用手摸着晒在阳台上的一些干巴草。

“这是什么?”

“蒲公英,泡水喝消炎。打扫卫生的大姐给我的,我总是遇见好人。”

离开娘家,走在春天里。

路旁有一棵小草,小小的身子几乎贴着地面,却灿然盛开着一朵大大的黄花。

上网一查,才知道,它就是蒲公英。

后记:蒲公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,也就没有办法走自己想走的路。无路可退,只有摒除胆怯,勇敢地走向未知的路途。最终,渡过冬天,获得完美的新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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